创新始于置疑-评VIM第3版(1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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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锦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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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学术活动回顾
评不确定度论,该结束了。近两年来,已写了6轮系列评论,每轮18 篇,总共108篇。十八般武器齐上阵,打了一阵又一阵。光我说不行,该听听大家的意见,听听专家的意见。
作为结束语,这里谈点关于学术探讨的体会。
实践出真知,辩论明是非。学术争论促进科学发展。理论创新的三步曲是:置疑、求索、创新。创新始于置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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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大学时,有答疑课;教师考核学生的理解,用词是“质疑”;一般没有学生敢质疑老师,更不敢质疑教科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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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,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时频专业在杭州开学术交流会,我的应征论文是“阿仑方差质疑”。会上报告后,引起热烈争论。周绍祖专业委员等力挺,说解决了他们研制稳定度测量仪时困扰了几年的难题,认为确系阿仑弄错了公式;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态度,认为是史锦顺没理解阿仑方差的本质。杨孝仁先生(本次会议领导人之一,后来曾任亚太地区计量委员会主席)在会上赞扬了这篇文章。那时文革刚结束,与会的计量学会秘书(非专业人员),竟说:没经过学会领导集体讨论,老杨不能个人表态。出现了文革式的“秘书管领导”或称“白丁管专家”的奇怪的一幕,杨先生并不在意,我倒看不上眼,心里不平,却也一时语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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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秘书不可能弄懂阿仑方差,但他却本能地反对我在学术会议上对世界当红理论的质疑。可见,就是在学术会议这种学术气氛本该活跃的地方,“质疑”也不多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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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春,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河南省计量局皮家荆副局长带一个秘书,从郑州到驻马店(27所当时驻地)专程拜访我。他拿出一份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的通报,是1980年学会学术活动总结。通报列举年内的学术进展两项,其一是史锦顺对阿仑方差的置疑。看了这份通报之后,我以后就用“置疑”一词。皮局长据此通报邀我协助他组织河南省计量测试学会。我受了“一顾茅庐”之礼,帮他去洛阳请了陈芳允学部委员(后改称院士),做学会名誉理事长。这引起河南省委的重视,学会成立那天,省委主要领导都到场祝贺。1984年省科协授我科技优秀论文一等奖,又见报又上电视,实际上起源于国家计量学会的那个通报,就是我那次的对阿仑方差的置疑。评选论文时,皮局长曾力荐我的“阿仑方差质疑”一文。我说明:此文尚在讨论中,不宜评奖,而我的“波导特性阻抗的新概念”,却有基础:1)有钱学森先生的批复信,2)南京14所在人造卫星地面站雷达馈线的设计中应用成功,有该所科技部的证明。3 )已于1979年发表于《电子学报》。有此三条,易于评奖。皮局长接受了我的意见。省科协规定:一等奖,要求是国际先进水平,必须有两位学部委员签署才能评为一等奖。安阳计量所的张志明(省计量学会常务理事)自愿办此事。后由省局派老张到北京去找钱学森,由钱先生请两位在京的微波专家审查,并签署了评奖意见。老张告诉我说,他并未见到钱学森本人,见到的是秘书。至于签署人,省科协有规定,不得告知被评者。我也不好多问,至今也不知道那两位专家是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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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“波导特性阻抗的新概念”一文的发表,不是个人投稿;是文革结束后,电子部为落实政策而让各研究所推荐的。《电子学报》编辑部的卢主任告诉我说:发表这篇文章,颇费周折。第一个审稿人赞成,而第二个审稿人反对。你文末感谢的人有钱学森,我们只好慎重,便又请其他人审稿,结果还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。最后,请中国电子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陈芳允定夺。他签署了,才付印。老卢在送别我时又说:有文章可直接寄给我们,不必去麻烦领导(钱学森系国防科委副主任)。我出于礼貌回答称“是”;心里却想,若没有钱先生的过问,文章是发不出去的。卢主任自己的话就是证明。其他刊物的编辑,也怕有不同意见。这篇文章是1964 年9月在计量院无线电处作学术报告的。就在计量大院内的“计量学报”,到1966年底因文革而停刊,这中间有两年的时间,本可以发表这篇文章,但却不能发表,原因是,此文涉及对大学教科书有关部分的否定,学报不敢做这样的事。我的一位姓庄的同学在《计量学报》编辑部,他曾约我写稿,但在我说明此文是对通用理论及教科书的否定时,他说:具体技术问题好说,有实验就行;大的学术争论问题,学报难于处理。从此我便知道,有争议的文章,是难上学报的。以后,我就没再和计量学报打交道。就拿我现在的对不确定度的置疑来说,本是有资格上计量学报的,但谁敢签署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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